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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十八年,

九月十二日,

扬州码头上这批从南京来的货压得卖苦力的男人们直不起来那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脊梁,不过连卖身契都签了,自然和那脊梁不脊梁没什么相干了。

离扬州这座码头千儿八百里的川渔村,家家户户的渔网歪歪斜斜地晒在门前。

离正午还有两个时辰时,黄砚和刘放双双变成了孤儿,这千儿八百里的距离,对于洋人那四只脚的车来说只是几步或者几十步而已,所以,未到正午,失去双亲的消息就从租界细细地传到川渔村来。

这种时代,所有的不幸都变成了理所当然。这是道貌岸然的历史评论者的说辞。所有的不幸只有亲身遭际了的人才能懂个中滋味。而那些遭际了不幸而不言的人,也并不是这不幸多么微不足道,而是这不幸沉重到让人嘴皮都动不了。

于是,在打死了双亲的外国富绅要求黄砚和刘放做养子时,刘放只是苦苦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还没反应过来的黄砚,说：“我们逃吧。”

已经快要天黑,刘放看着码头上依旧匆匆忙忙的人潮,并没有看向黄砚,但他说：“小砚,你后悔吗？后悔和我一起逃吗？如果你不走,你可能再也不用去和你阿妈晒网,可能你想吃的桂花酥可以吃到再也不想吃,你,后悔吗？”

黄砚上前握住了刘放的手,“刘放哥,阿妈给我起得名字是＇砚＇,她希望我可以拿起笔,你的名字是＇放＇,一定是放纵不受约束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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