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话 惊悚原因（1/1）

梵高、毕加索、弗洛伊德的例子指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与自我分离了，即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就如卡夫卡所说的那样，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不一样。这些分离的事实使梵高、毕加索、卡夫卡、弗洛伊德等人深深地陷于恐惧和绝望之中。他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更严重的是，每个人所生活的文化境遇仿佛都是一个巨大的茧，把自我囚禁在里面。这个茧导致人不单不能顺畅地与他人交流，甚至与自我的交流都疏离了。交流的不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个人的我都成了孤独的我。孤独，真正的孤独。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整部影片充满的是按照像机快门的声音，几乎没有什么对白，即便那几个模特儿非理性的表演场面，也没有任何交流的暗示，最后，在球场上，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孤独地打着球，没有对手，这时，镜头不断地拉远，画面中的人不断缩，直到剩下一个空旷的球场。这部电影与安东尼奥尼的另一部影片红色沙漠一样，充分表达出了现代人的孤独、冷漠、毫无交流与慰藉的空洞的景象。同一时期的电影大师费里尼、英格玛伯格曼，几乎都在表达这一主题，以揭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

人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艺术家的视野中，里面一定包含着艺术家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深深的恐惧。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说中写到那只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英格玛伯格曼在196年拍完了著名影片沉默，并说他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神已经不在，现在这个世界只有沉默。在这个事实面前，伯格曼非常恐惧。事后他对记者说，他是一边听着巴赫的音乐，一边写完《沉默这个剧本的。我想，伯格曼是在用巴赫的音乐来抵挡他内心的恐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有位格的、无限大的、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伴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者，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天，他在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心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恐惧，它太真实了。

第二种基本的恐惧是针对“不存在”这件事而言的。为什么今天会有许多人对“不存在”感到恐惧呢？既然它不存在，又用什么来引发人的恐惧呢？因为现代人普遍不知道万物的起源和终结，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变幻莫测的学说以及存在本身，使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并且，现代人大多相信万物、世界、人都是在偶然和机缘中产生的，这样就否定了必然和主宰，自然会带进认识上的混乱。既然一切都是偶然而成的，那每件事就有了无穷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瞬间会变成不存在，不存在的也可能在另外一个瞬间变为存在的，这哪里还会有安全感呢？存在也因为缺乏一个不动的根基，毫无意义可言，人自然就会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