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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暮色将至。”

亨利手机上的那条短信发出处已被隐藏，但我们心下明晰，那是那个第三方组织作为被我们发现的回应，是预示，也是挑衅。

我脊骨发凉。

看到我和Riley的眼神，亨利放下手机，摇了摇头。

“Thomas去追踪过了，信号消失在大西洋上，在那附近没有信号着陆点。我们去联系了全球各大通讯基地，也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存留，”他抿一口酒，面上带些劲敌来临的笑容，又道，“若果真是暮色，我倒宁愿它来。”

“你知道这会有多危险。”Riley皱了眉头。

亨利笑着饮酒，没再回答。

然而那条短信，成了我们在那半个月里最后一次追踪到的这个组织的消息。

八天后，日本东京某财团发来委托，A组与B组接受任务，十二人出发前往东京。

而那个名字和那条信息，也不得不暂时被我们抛诸脑后。

我们的航班从纽约往北冰洋，途径东海。在航班追踪器的显示下，我们到了东海上空。

那儿是鲛人泪成珠的东海啊。

旧地再相逢，远非当年事。

我胸口发闷。

“你多久没回去了？”Riley问我。

“十一年了。”我回答。

亨利坐在我前面一排，闻言微微回了头，却不曾看我。我将头靠在椅背上，闭了眼。

那时候我同锦时说，我们回了国，要去租一只帆船，航去东海，航去每一个有名字的没名字的小岛上。

她说，好呀。

泪水温润处，我仰了头，屏住呼吸。

却有谁指尖触碰我手心，又在顷刻间离去。手心盈盈然握住小小一颗糖果，睁了眼，泪水决堤。

是玻璃纸包的糖，五彩糖纸，草莓味道。

而亨利已经转身回去，整个动作轻柔得仿佛他从来不曾递给我那颗糖，而那些睁了眼才能窥见的温然，也消弭在高空几万米的空气里。

我吃草莓味道的玻璃糖，他从前是知道的。

遑论这些年，他到底记得。

后来Riley告诉我说，这些年亨利的抽屉里，总是有一盒子这样的糖。

到东京已是午后，是下过雨的天气，空气都是温润的。我们落地便集合开了会，以亨利与Lestat为主持，商讨了三天后的行动计划。

回到酒店时，已经夜了。

我去Riley的房间与她喝酒，彼时她着一袭酒红色睡裙，端着玻璃杯站在落地窗边。棕色长发披在身后，我瞧着她的背影，觉得妩媚而孤独。

她听有人开门几乎是条件反射式往腰间拿枪，一回头看到是我，这才松了口气。

“是你啊，”她说，“我忘记我们一队人的房卡都可以互相开门的事了。”

六个人房卡磁性相同，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不用费时间撬门。

“我来找你说话。”我进门道。

“想家了？”她问。

“是有点，”我回答，“只是我所想念的，更多的已经不在了。人去楼空已是苍然景象，如今在心里留着的多是过往，我到底不想触景伤情。”

她为我倒一杯马丁尼。

“喝酒吗？”她问。

我接过酒杯，酒杯冰凉留在掌心；我忽然想起白天时候，亨利悄悄放在我掌心那一颗糖。

草莓味道的玻璃糖是属于我和亨利之间的回忆，所以那一瞬间的他，一定就是本来的他。可是为什么呢？不是早已说好要放下过往，如今为何偏生……？

罢了，大约只是怜悯。

知道我那些过去的人，到底只有他和锦时。

“下雨了。”Riley道。

东京正是多雨季节。

我披上毯子。酒意渐浓，身上却是冷的。东京市中心摩天楼的玻璃窗下，没有预示风雨欲来的风铃。而这一场雷雨过后，败樱满地，朝霞孤独。远处渺茫地，传来广场大屏幕上播放的轻音乐声；那调子沉郁而缓慢，就想过往的每个春天一样。

“我热爱春天。整个。”我说。

Riley斜倚在软椅上，歪着头听我说话。

“我遇见亨利的那时候也是春天，在那个春天里，也有这样安宁而喧嚣的街景。”我说。

外面浩浩荡荡的，满世界都是雨声。

八年前我初入ISTA，尚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特工，甚至未曾被编入组别；亨利进入ISTA早些，已被一路提拔至D组。A、B、C、D四个组是ISTA的王牌组，战力以D到A递增。而对比ISTA的庞大，这四个组不过三十人的阵容更显得少之又少，故而这四个组的顶级特工被称为Top1%.

而年轻的亨利从容周旋于诸多年资极长的特工前辈中，遇事沉着，决定果断，更有不可挡之势。

他们称他为鹰。

我早就认识他。在旧金山的晨雾里，他拍着篮球走在我前面，两个人中间拉出两条手臂的距离。他家的房子在街的东侧，我家的房子则在西侧，两扇窗户隔着一条街相对，那条街就是条窄窄的银河。每天早上我只要在家听到七点半的铃声，便急匆匆开门跑过马路，一分钟也耽误不得。而当我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也一定能看到他打着篮球出门，穿着他们私立高中的黑白校服，经过我面前。

他的篮球声一下一下拍在天地里，不知名的花瓣落了满街，阳光洒落，人间温柔。

年少时的脚步是不听人使唤的，它们一腔孤勇地踏在他走过的路上，踏在他篮球三秒钟前的落点上，与此同时也踏着欢喜。

我们并不在一所高中，故而我们每天清晨走过一个街口便要分道扬镳，他向西行，我往东走。那个街角有一家马奎尔面包店，于是每天在他向另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便都会在那扇玻璃橱窗中，一面在倒影儿里看他跑过路口，一面看那一边的马奎尔太太为面包撒上雪一样的糖霜。于是我常常便会抢到最新鲜出炉的两只带去学校，一只带给锦时，一只留给自己。

那些是我高二年级的春日里，偷偷藏在那扇玻璃橱窗两侧的雀跃与欢喜。

后来是夏天。旧金山的夏日是翠绿的，马奎尔太太在面包房门口放了睡椅，每日摇着巴洛克风格的扇子扇着风小憩。山在沉睡，树也温暖。亨利常常出门，在一天里最热的时候，顶着阳光出门，他的朋友们在街角停了车等他。他有时候背了运动式的书包，有时候背着高尔夫球杆，有时候仍是篮球；于是我常常在窗前瞧他笑着向朋友们招手，笑容明朗。有时候我也会早起画精致的妆，挎透明挎包和他同一时间出门，因为这个，锦时不知道平白被我叫出来多少次。

直到——

在那个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我出门，穿白色印花的裙子，披及肩长发；他和他的朋友们坐在车里。我出门的时候，有意无意向他们那一边看了一眼，坐在驾驶座上的一个白人男生却忽然向我招手，亨利坐在后座，也向这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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