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尔斯菲尔德园（1/2）

1962年至1982年不过格林逊很快对自己的抑郁做出了反应，他与弗洛伊德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并重新开始研究他的心理学理论。---浏览器上打上-.6９ΖW.看最新更新---他只收了几个病人，而把大部分时间埋头于教学和写作。他开始研究烦恼了他三年的一个主题：病人和医生之间为了治疗而结盟的问题。他在这个主题中专门探讨治疗失败的问题、治疗严重病例中的适应症问题、无法进行心理分析的或产生突然的病理变化的病人问题。他坚持认为治疗中的联盟是解决“移情”绝境的一种手段。

玛丽莲死后不久，由于出版商的一再催促，格林逊决定完成他的那部《心理分析技术与实践。这是他留下来的唯一著作。在该的前言中，他向他的父亲表示了敬意，并提到了他的真实姓氏。正如他在认识玛丽莲之前所写的：“知识的传递可以是战胜抑郁状态的一种尝试。”籍是悲伤的产物，而我们的心理医生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因玛丽莲的谢世而掉过一滴眼泪，但是他逢人便说他的痛苦，他在整整五百多页的中为玛丽莲而哭泣，中充斥着对年轻医生和有经验医生的忠告。首先总要为自己哭泣。在遇到别人犯的错误时，也是要首先恨自己。在成为他的经验之谈的里，格林逊审慎地谈到了“周末遗弃感”的问题，谈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真实关系”的问题，并以“心理医生所要求的分析环境问题”作为结尾。在这本教科里，作者谈到了所有不应该与病人做的事，基本上涉及了他和玛丽莲在最后三十个月的治疗中所发生的那些事。

在一段时期里，格林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以生动的例子讲解了他在治疗这位女明星中遇到的问题，并且每次都试图说明他所采取的临床方案是正确的。在他的女病人去世两年之后，他在这个大学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药物和临床心理治疗的关系”。“医生和心理大夫应该从感情上与患者们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治疗关系。”1973年10月24日，在接受“医学论坛”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他为这名患者尝试了一种比较适用的治疗模式，而其他的模式都没有效果。他为能在家庭氛围中接待她、替她和制片公司洽谈工作合同、在她生活的重大场合中为她拿主意等事情辩护说：“我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为她这样做的。我当时认为，我对这个特殊病人所采取的特殊治疗方式是唯一可行的。但是我失败了——她死了。”但他从未使用过“自杀”这个词。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位心理医生几乎停止了所有的心理分析活动，也放弃了教，但他写了很多文章，1993年，它们被结集收录于《爱、恨与好好活着一中。他对电影仍然饶有兴趣，经常头脑发热地写一些无法实现的剧本寄给莱奥·罗斯滕。他经常会去数有多少朋友和同事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葬礼后回家，对妻子说：“我们得学会更好地生活。也就是说，跟自己人生活在一起要更有乐趣；保持好奇感和主动性；工作，工作，再工作。”

在一篇简短的文字中，他叙述了他与死亡的关系：“我是一个职业心理学家，但也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我不能完全相信上帝的许诺。”第二年，他说话发生了困难，他在圣迭戈大学做了一个有关“性革命”的讲座：“在性满足之外……”

1978年8月18日，他写了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谈了“名人和富人的心理治疗的特殊问题”。他没有提到玛丽莲的名字，但他描述了一个漂亮且有名的三十五岁女演员的病历，那位女演员来找他是因为她不爱自己。“那些又有名又有钱的人看到心理疗程拖得太长，就会认为医生在骗他们的钱。他们希望医生是他们的朋友，甚至希望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是医生的家庭朋友。这些病人很有诱惑力。他们希望心理医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为他们服务。他们真是欲壑难填。他们也会将你完全撇下，并要你做只有他们的父母或仆人才会做的事情。你是为他们服务的，并且你随时都会被炒鱿鱼。”这位心理医生于1978年10月6日在“南加州心理分析学院”作了最后一场报告，题为《为缺乏家庭而苦恼的人。

当他的名人患者的死亡给他带来了职业烦恼时，格林逊加强了他与弗洛伊德学派团体的联系。安娜·弗洛伊德向他致以安慰：“我为玛丽莲·梦露感到非常难过。我完全体会得到你现在的心情，因为几年前，我自己也碰到过同样的事，当时我的一位病人在我从美国赶回来之前服了氰化物。这时候，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以前的一幕幕，我们会想当初不那样做就好了。这会给我们留下可怕的失败感。但是你知道，我认为我们有时候是被比我们更为强大的力量所战胜，对于这个力量，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再强大也是抵御不了的。”格林逊马上给她回了信：圣莫尼卡，8月20日最最亲爱的安娜·弗洛伊德：感谢你在信中表达出的对我的深切理解。这一切对我确实是个可怕的打击，原因有很多。她是我的病人，我照顾过她。她如此悲怆，她的一生是多么不幸。我对她抱有希望，我认为我们是在朝好的方向努力。现在她死了，我才明白，我所有的知识、愿望和决心都是不够的。确实，我对她来说不止是一个体贴的医生，但究竟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同一条什么战壕里的战友。也许我早就应该看到，我对她来说是一个敌人，而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敌人。“工作中的联盟”是有其局限性的。尽管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是让这个奇怪而又可怜的女人倒下的最后一个男人。上帝知道我尝试过了，但是我没能够战胜她过去的经历和现实的经历施加在她身上的、所有具摧毁性的力量。有时我想，是这个世界想要她死，或者说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在她死后表示悲痛的人想要她死。这使我感到气愤，但是我首先感到的是难过和沮丧。她的死首先是对我自尊心的打击，但也是对于我投身的学科的打击，本来我还以为我是这门学科的一个不错的代表人物呢。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超越这一切，我也知道这是会留下一点伤疤的。一些好朋友给我写了不少宽慰我的信，这给了我力量。有时候回忆往事真是痛苦，但对我来说，只有想到它，才能够真正地忘却它……几个月后，格林逊重又提起了笔：“我得让我的朋友和敌人们放心。我还运转着！”安娜回复他说：“今年夏天，玛丽安娜·克里斯跟我谈了很多关于玛丽莲·梦露的事，以及玛丽莲从前在她那里治疗的往事。我想可能没有人有能力把她留在人间。”

三年后，格林逊又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一直没有寄出：圣莫尼卡，9月最亲爱的安娜·弗洛伊德：我的写完了。这是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我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请你来评判一下。写作其实是委身于我们内心里的孩子，现在我想在这张纸上写字，其实这与我让我内心里的孩子大叫，以引起人们注意的需求是完全一致的。但我是想引起谁的注意呢？

你忠实的拉尔夫·格林逊直到他死，格林逊一直保持着与安娜的通信，后者在跟踪玛丽莲病情的过程中起了分析监控的作用。他像是在与内心的罪错感作斗争，办法是，将结果归咎于他病人的宿命和精神分析法的命运。在他留下的文档中，人们还发现了一封没有写完也未标明日期的信：圣莫尼卡亲爱的安娜·弗洛伊德，尊敬的朋友：你说得对，命运早已写好了，上面有名字、有文字，有刻在我们最深不可测的遗忘里的表达法，比墓志铭还要清楚。我对看到我的病人一生中有些事件的重复性感到吃惊。你知道我听说了什么吗？玛丽莲的养母格蕾丝·麦姬——没有她，玛丽莲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女明星——自己也是一个嗜酒成性、沉醉于药物的人。1953年，她就死于过量的酒精和巴比妥药物，她也安葬在韦斯特伍德村墓园，后来玛丽莲也埋葬于此。不过玛丽莲没有参加过她养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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