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书街（105）（1/2）

回眸中书街（105）

一零五、顾嘉蘅的滑铁卢

大清帝国的捐纳之混乱从数字上可见一斑：当时全国才1300多个县，乾隆年间一下子就捐了500个知县，自然就开始了僧多粥少，有官无缺；于是就改捐县丞，可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就有1。2万人，就更不得了。清代早期，科举进士出身的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官员一起在上朝的时候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买官的实在太多，衙门里充斥了太多的捐纳官吏，就变成客大欺主，科班出身的官员如果不与捐纳官员挤着站的话，大堂之上就没地方站了。

比如康熙征讨准噶尔的军费严重不足，索性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于是荒唐事百出。《清史稿》记载有这样一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和尚）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另据《崇陵传信录》记载，京城一木材商人玉崑，“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上任前光绪例行召见，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三字经》与《百家姓》，光绪生看疑，叫他写几个字瞧瞧，玉崑却只能写出他自己的名字。光绪一气，“怒斥出，即日罢之”，也就是把一个行将上任的副省长级别的文盲捐纳道员、那个肥得流油的盐茶道给撤了。

可是捐纳也不是想捐就能捐的，除了打理关系、走通门路，还得找准时机。比如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就曾经停捐例。到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又颁布宽筹军饷章程；而到了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后，因军需孔急，捐例繁多，无复限制，仕途芜杂。到了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捐纳整顿为“以虚衔杂职为限”；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改于京铜局统一办理报捐。各省设局。五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蘅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自然要力争一番。

有言道：官场上同僚之间的交往无非就是互相利用，官员与富商土豪之间的往来无非就是权钱交易，而官员与那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套近乎，无非就是利用他们父辈的影响力来达到某种目的；同样如此，同僚之间本来就需要互通有无，那些有钱人家也需要地方官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家产予以保护和照顾，那些世家子弟就更是以能和现任父母官称兄道弟、狼狈为奸、打成一片而自豪，顾嘉蘅与马步衢之间的关系也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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