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29）（1/2）

宜昌宗教面面观（29）

二十九、层出不穷的宜昌教案（上）

“宜昌教案”的详细情况和来龙去脉详见笔者写的《宜昌教案》中的《宜昌教案的真相》，当然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和文章，其中与笔者所介绍的情况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些人尽可能的将一次势必爆发的教案说成是偶尔所为；将教会无礼在前、开枪在前而引发的恶劣后果说成是刁民的借题发挥，所以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背景。

首先，全国教案相继发生，有着满清王朝对西方宗教的暧昧态度一直左右摇摆。1861年，总理衙门虽然曾与法国公使议定，不准教士过问公私事件，但同时又通令各省，要依礼接见教士，以示大清朝体面。各级地方官员同样如此，一方面畏惧洋枪洋炮的权势，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外国人一味纵容；一方面也在向朝廷表示自己的不满和担心：“连年倡乱，蔓延数省，即由广西上帝会而起，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折）；

同时，依据那些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管治，拥有特权保护，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变得更加骄横自大：山东的传教士竟然自称巡抚，命令各地官吏服从教堂指示；贵州的传教士强迫督抚撤换不顺从他们的官吏。外国传教士时常进出衙署，甚至藐视官府，干预审理案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社会混混、一些不肖之徒争相入教，横行乡里，无法无天；而有些贫穷人家则因贪图小恩小惠，也相继加入洋教。而在处理民教讼案的时候，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外国教会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怨声载道”的局面。因此，一般人民仇视西方宗教的最大原因就来自于外国传教士的横行霸道以及教民“得势便猖狂”的助纣为虐。

发生“宜昌教案”的1891年，江南的反洋教运动开始酝酿。湖南出现大量反洋教的书文、诗歌、词曲、图像、揭帖等，这些反教宣传品“遍传各省”，其中湖南乡绅周汉刊刻的朱墨套印的反洋教通俗图画，在民间广泛流传。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不得不承认：“屡次严饬南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旧本甫毁，新本旋出。”这些宣传品对广大民众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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