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信（1/2）

1939年3月6日

黄昏时分，我来到外滩散步，我时常来这里，看着美丽的黄浦江，吹着风，沉闷的心情也得到了舒展。外滩属于公共租界，是欧美列强在东亚最大的商业中心，有着将近百万的人口。这个数量是法租界的两倍，只比上海全市人口的一半少一些。它拥有着“远东华尔街”的风采，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这里浓缩着上海的繁华，代表着上海的现在，也意味着它的未来。

在晚宴的三、四天过后，我在上海总会很偶然地遇到了James先生，我向他询问起Wilson先生的近况，他很慷慨地将先生的住址告诉了我。此后的近1个半月内，我曾多次去先生府上拜访，几日的往来，我与先生日渐熟捻，向他表明我的决意后，他只是一时怔怔地看着我，思索着什么，我想他是在考量我是否真的有这份勇气去冒险。我希望他能抛去我的身份来看待我，肯定我的决心，帮助我指明我的方向，何去何从，我只寄希望于他一人。

几日前，我们在和平饭店用餐途中，先生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向我打了一声招呼后便神色凝重地离开饭店。整理好自己的物品，我也起身准备离开，刚站起，我就在方桌的对面一角发现了一封信，我急急忙忙地拿着信，赶紧追出去，可是我不清楚先生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去，只能泄气地哀叹了口气。

这一走，我便再也没有见过Wilson先生，他留下的信，我一直保存着。

我将信将疑地撕开信封，抽出信件，里面却是放着两张信纸，上面密密麻麻的汉字，致Gabrielle小姐，的确是给我的信，我想写信之人恐怕是高估我了，我虽然会说一些中文，但只能简单地看懂心，如，人等这些并不复杂的汉字。我周边来华的外国人居多，他们恐怕帮不了我，我想到了一个人。

我坐着大使馆的车子来到宋夫人所住的院子，司机打开车门，我拿了礼物便匆忙下了车。走到院门口，才装作不慌不忙整理自己的衣裙。我走来时，她正坐在院中慢条斯理地沏茶，穿着宝蓝色旗袍，身姿曼妙又显得优雅端庄，桌上摆放的茶具又十分考究。

她见我来，连忙招呼我，我将手中的礼盒递给春姨，春姨是院子的管家，在宋夫人家也呆了30多年，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喊她一声奶奶，不过宋夫人一家不管年龄大小，都管她叫做春姨，我便也自然这么叫。“我知道老师爱喝茶，便托人从英国带来了上好的红茶，这是英女王最爱喝的茶。”老师温柔地朝着我微笑，春姨便接过我手中的礼盒，我顺手将礼盒旁的小袋子一同递给她，“这可是我从法国带来的香水，老师一瓶，我也不可忘了您啊！

“小姐，您看您每次过来不仅给夫人带，还要给我带，这我哪受得起？再说，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喷香水不合适吧。”

“香水哪分年龄大小，您就像我的奶奶一样，我给您带礼物也是应该的，您受得起。”她一时推脱着不肯要，为难地看着夫人，夫人只是在一旁微带笑意，默默地闻着茶香。见她执意不收，我便假装生气，她这才为难地收下。

她把东西收进里屋，也给我从里屋搬了张凳子出来，这凳子是紫檀木做的，做工精美，又带着点熏香的气味。

“这是上好的碧螺春，上午刚从苏州太湖新鲜运过来的，你来尝尝。”我坐下，接过她手中的茶杯，微抿了一口。

“你看这茶水，白云翻滚，雪花飞舞，清香袭人，味醇甘洌。”她微笑着注视着我，娓娓道来。

“可比你那英国的红茶？”

“英国的红茶自然是比不上中国的名茶，不然英国怎么费尽心思地用鸦片来打开中国的国门呢？老师可真是说笑了。”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是责怪还是纯粹的不屑。我抿了一口茶，喝得有些急切了些。

“茶是要品的，可急不来。”她的手指挡在我的唇边，意阻却毫无责怪的意思。我放下茶，她看出了我毫无品茶之意，便分外有些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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