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尔与台球桌7（2/2）

金与波士顿大学里的十余名黑人读博学生交往还算密切，他筹办了一个被其他人称作“辩证法社团”或者“哲学俱乐部”的组织，将大部分黑人同学都吸收了进来。对哲学或宗教感兴趣的学生们每周聚会一个晚上，一边分享百家饭一边讨论上帝或者知识的高深话题。一个学生阅读了一份正式文件，然后其他人则纷纷对其加以批评或者支持。金在波士顿大学读博期间将这个俱乐部坚持办了下去。俱乐部的人气如此之高，以至于白人学生偶尔也会过来看看。甚至就连德沃尔夫教授有一次也将自己撰写的论文送过来交给学生们品评。夜晚前半程的气氛总是正经得有些僵化，空气中弥漫着烟斗燃烧的雾霭与各种抽象术语。不过等到夜深的时候，一直都还没走的铁杆俱乐部成员就会将各种高大上的辞藻抛到一边，转而天南海北地吹起牛皮来。

“上个周末我主持了一场大型葬礼，”有一天晚上金这样夸口道。“我们把吉姆给埋了。”

“哪个吉姆？”有人搭腔道。

“当然是吉姆.克劳。”金答道。

全场哄堂大笑，大家这才意识到金刚刚讲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的笑话。“没错，我们把吉姆埋得可结实了，”金拖着长腔说道。“这回他可真是起不来了。”

乔治.托马斯（George Thomas）是寥寥几名对于辩证法俱乐部失去兴趣的黑人学生之一，原因正是因为吉姆.克劳法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在俱乐部里面沦为了笑料。在这一点上，黑人读博学生当中只有一位道格拉斯.摩尔（Douglas Moore）坚定支持他。在摩尔的支持下，托马斯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精神细胞运动”，旨在促进世界和平。两人一起反对朝鲜战争，在校园集会上谴责原子弹，还驱车前往纽约参加反对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游行示威。日后摩尔将会成为南方学生静坐运动的指导者。在波士顿，托马斯与摩尔偶尔也会拦住其他神学院的学生，试图将对方吸收进神职人员工会或者拉上对方一起参加反麦卡锡主义游行。但是他们两个从来没有主动找过金，因为金的做派实在太高冷了，平时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辩证法俱乐部内部的政治讨论题目一般并不涉及时事，而是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例如在决定课堂论文与博士答辩论文的题目时有意识地选择“与种族有关的”命题是否明智。俱乐部内部的共识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因为黑白两边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们都很可能认为他们是在投机取巧，因此而看轻他们的文章。金同意这一看法。这是很现实的看法。主流黑人学生都认为托马斯与摩尔这样的活动家有些“好高骛远”——一位学生在写给金的信里这样形容这两个人。此人在信里还写道，“这世界毕竟不会一夜之间就换个模样。”金在波士顿大学撰写的学生论文几乎从没有提到过种族或者政治议题。他确实选修了几门由一贯宣扬种族正义的教授们——例如阿兰.奈特.钱莫斯（Alan Knight Chalmers）与沃尔特.穆尔德（Walter Muelder）——主讲的课程，但他选修的大部分课程还是由德沃尔夫这样同情种族平等事业的非活动家传授的。

当时金住在在马萨诸塞大街的萨伏大宴会厅对面。来串门的学生们总会发现他身边包围着一堆四英尺高的本。金的室友是一位来自摩豪斯的校友菲利普.赖诺德（Philip Lenud），平时此人负责做饭，金负责洗碗。客人们发现金经常给家里打长途电话，一次总要说上两三个小时——每次都是对方付费，电话另一头也肯定是他的母亲。金与母亲无话不谈——朋友与教授们，生活费超支，找不着的银器，布道实习，服装，辩证法俱乐部，日常三餐，还有女朋友。无论前面说了些什么内容，每次通话七拐拐最后总会落到催婚问题上。婚姻问题不仅是母子二人整天操心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老金牧师心目中的头等大事。他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希望看到儿子尽快结婚，赶早不赶迟。自从上一年也就是1951年的夏天以来，老金牧师一直焦虑不安，因为儿子与胡安妮塔.塞勒斯的恋情莫名其妙地没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