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员最后的缓刑9（2/2）

人们对于金在奥尔巴尼的表现给出了非常无情的评价。劳里.普里切特公开宣称，自己很清楚——而且金也很清楚——奥尔巴尼的失利致使种族融合进程“至少倒退了十年”。协进会的鲁比.赫尔利（Ruby Hurley）辛辣地指出，“如果目的就是进监狱，那么奥尔巴尼运动确实很成功。”斯莱特.金认为奥尔巴尼运动的目标太过宽泛，运动的批评者们也列出了一长串金的战术失误。协进会的《危机杂志邀请斯佩尔曼学院的两位民权运动教授——斯陶顿.林德（Staughton Lynd）和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撰写了一片评价奥尔巴尼运动的文章，文中几乎涉及了所有相互矛盾的批评：金身为缺席的媒体明星未能全身心扑在运动上，他没能在更大程度上倚仗法庭判决，他对当地白人的情绪不够敏感，他不愿意多进几次监狱，他未能妥当处理公交罢工，等等。尽管运动批评者们全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有更合格的领导人，奥尔巴尼运动完全有可能大获成功，但是主流媒体的批评人士仅仅注意到金输了，奥尔巴尼赢了。《纽约时代指出，“奥尔巴尼的公共生活依旧处于隔离状态”。同一篇文章还断言金的这场耗费最多精力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包括普里切特手段高明，黑人群体存在“内部竞争”，运动参与者犯下了许多“战术失误”，以及白人越发同仇敌忾的立场。

对金来说，除了批评者的众多数量之外，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批评者们事不关己的态度。金把奥尔巴尼看作普世道德问题的一部分，只有一套明确且公正的解决方法，而且这套方法理应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爱达荷州的某一位白人记者。可是现在持有各种观点的分析人士却普遍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仿佛自己在奥尔巴尼的失利真有可能证明种族隔离是正确的或者非暴力运动是错误的。对此金感到又气又急，他觉得旁观者们的态度戕害了自己。金不相信种族隔离在奥尔巴尼得到延续的现实足以削弱自己观点的正义性。打个比方来说，就算杰西.欧文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没能拿到金牌，也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希特勒的理念有多么高尚。然而金也很清楚，片面强调道义原则并不可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业都必须经受斗争的考验。早在蒙哥马利的时候金就知道，就算是精神最纯粹的运动倘若得不到一系列阶段性胜利的支撑也照样挺不下去。

离开奥尔巴尼监狱六周后，金在伯明翰表达了他对奥尔巴尼运动的政治看法。他坚持认为斗争本身就是胜利。金告诉伯明翰的听众，南方黑人选民登记人数比1962年翻了一倍还多，仅仅在佐治亚州就增加了三万人左右。金宣称，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种族温和主义者卡尔.桑德斯（Carl Sanders）在最近州长竞选中胜出。他说奥尔巴尼运动已经战胜了普里切特与奥尔巴尼的其他白人领导人，因为那些人正在保护一套就连他们自己都相信注定会失败——并且也理应失败——的体制。根本层面的问题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都改换了心意并且挺直了脊梁。

在外人面前，金不得不强行摆出一副积极面貌来应对奥尔巴尼运动的终局（另一方面，普里切特警长也迫于压力不得不否认自己考虑过与黑人群体和解的可能性）。在私下里，金则细致分析了奥尔巴尼运动的不足。谈到运动策略时，他说自己希望领导大会能够参与“基础工作”。这次经历让金意识到，吸引外界的注意需要时间，因此他想主动控制下一场运动的时机和节奏。在奥尔巴尼他是新来者，在大型逮捕的高峰过去之后才出现。但由于他是马丁.路德.金，因此无论如何还是背负了大部分的批评。谁都不会将奥尔巴尼运动的战略失败算在非学委或者协进会的头上。

从公交车抵制运动到自由乘车运动再到奥尔巴尼运动，金在参与大规模运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没有事先筹划。现在金已经树立了足够强大的公众形象，以至于无论他采取任何举动都意味着美国社会要对他所奉行的原则进行公投。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下一步金需要自行设计一场测验。他需要针对某个具体目标进行提前计划、训练与动员。简而言之，金需要控制一场人力物力都高度集中的努力，将风险与机遇都推向极限，争取盛大而又华丽的成功。金对员工们宣布，自己今后将不再参与临时性质的救场任务。“我再也不想当消防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