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伯明翰2（2/2）

新奥尔良市报纸上的文章让金非常不爽地分散了注意力。他强烈希望这个话题会逐渐消失。政治恐惧致使他开始含糊其词，布设伪装，很像是肯尼迪总统在处理民权问题时的手法。尽管金很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同事，但是依然有几位民权阵营的盟友们认为他对待奥德尔的态度还不够严厉。一位新奥尔良的律师把这条消息的剪报送给纽约的罗特.孔斯特勒，孔斯特勒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这项指控会毁掉她打算在12月11日邀请萨米.戴维斯为领导大会主持的募捐活动。她并不认为为自己是在杞人忧天，而是有非常强力的反面证据。她见过两位斯卡斯代尔的妇女在同年早些时候折损了自由乘车运动的一条财源，而且她们提出的指控远比奥德尔背负的罪名弱得多。这两位女性是股票经纪人的妻子，她们的丈夫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交往甚密。她们指控自由乘车者身为颠覆分子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官司失利之后，她们又组织了纠察队，举着写有“斯卡斯代尔向左拐”和“莫斯科爪牙”等字样的标志到处招摇。

随着11月的到来，孔斯特勒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因为奥德尔一直在处理萨米.戴维斯募捐会的财务筹备事宜。他代表领导大会签署了活动场地租赁协议与投保，预售票的销售情况也一直由他负责跟进。当孔斯特勒听说奥德尔本应从领导大会辞职的时候，她要求有人给个说法。斯坦利.利维森不断地告诉她，那则报道曲解了奥德尔的过去，而且不太可能受到广泛关注。但孔斯特勒坚称“这件事很可能反噬我们”。如果金主们怀疑美共成员打入了领导大会，他们肯定“会让我到一边凉快去”。利维森建议她不要主动提及奥德尔作为活动负责人的情况，她则表示反对，“出这件事之前我们根本没有耍花招的必要。”她本人的人品很可能会毁于一旦，因为“很多人都会回来找我，说我蒙蔽了他们的双眼。”她告诉利维森，个人品质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很难捉摸：“确实有人只会对这种事一笑了之，但是也有些人会深受伤害……聚光灯的力量可是很强大的。”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员通过利维森纽约办公室的电话截取了所有这些情绪激动的交流信息并且转发到了总部。利维森对奥德尔的辩护无疑可以视为一位美共成员对另外一位的担保。领导大会的内部纷争也充分证明联邦调查局针对金的首次主动出击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新奥尔良报纸上的匿名文章确实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刊发的。实际上，完全相同的文章还发表在了分散在圣路易斯及长岛等地的其他四份报纸上。

胡佛在同一时期对金展开了全面调查。联邦调查局早在收集涉嫌不当行为证据之前就对金进行处罚的做法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合逻辑，不过胡佛非常精明地抓住了导弹危机的机会，趁着举国上下都被苏联导弹吓得缩作一团无暇他顾的空隙先后下达了两方面的命令。导弹危机不仅提供了采取紧急手段的灵感，还为采取这些手段提供了理由。通过报纸攻击金雇用奥德尔这样的做法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联邦调查局官员们对这次行动极端保密。他们知道可以与可靠的报界联络人进行谨慎合作。讽刺的是，为了实施针对金的第一场秘密攻击，他们专门召集了五份美国报纸的驻华盛顿代表。

负责散布这五篇文章的行动主管名叫卡撒.德克.迪洛克（Cartha “Deke” DeLoach）。他同时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通过游说来反对罗伯特.肯尼迪发布关于美共现状的最新白皮。这份白皮认为美共颠覆国家的威胁只能算是微乎其微。司法部长之所以打算发布这份文件，是为了迈出削减联邦调查局国安机构规模的第一步。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目前雇佣了太多的背景调查员、窃听信息记录员、颠覆思想鉴定专家之类的人员，实在是对人力的极大滥用。11月7日，迪洛克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罗伯特关于白皮的最新要求。他给出的理由是白皮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因为任何关于美共网络的描述都会“危害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罗伯特陷入了一个典型的间谍陷阱：他无法为了避免线人们陷入危险而减少他们的任务，因此他必须继续完成任务。

针对金的政治攻击正在逐步升级，胡佛与罗伯特之间的拉锯战则界定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更广大政治背景：联邦调查局官员正在试图保护他们的反共情报组织人员。针对金的敌意是驱动力，奥德尔是全新的行动理由，导弹危机既是鞭策也是机会。最后，一开始针对利维森的窃听许可令即将面临六个月以来的首次延期，寻求延期许可的官僚压力迫使联邦调查局为过去的监视活动寻找正当理由，而找寻正当理由的最佳方法就是扩展监视范围。无论这些始发因素怎样交织在一起，总之联邦调查局认为针对金的第一次政治打击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效。根据窃听装置的记录，秘密的报纸攻击不仅让金遭受了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这次攻击的幕后主使是谁。金和其他领导大会成员并没有意识到新奥尔良的报道仅仅是五份报道当中的一份，他们的主要怀疑对象是当地警方。就像民权运动的其他成员一样，此时的金依然将联邦调查局视为盟友——往往是一位心不甘情不愿的盟友，而且肯定是联邦政府当中的保守派，但不管怎么说依然是一支让种族隔离主义者感到紧张的力量。金依然希望联邦调查局能更加积极地介入南方的局势。

11月，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一份胡佛呈交的申请，授权联邦调查局针对斯坦利.利维森安装第四个窃听装置。这一次的窃听器装在了利维森家里，这样一来特工们终于可以截取他和金的深夜通话内容了。像这样全覆盖式的窃听完全超出了金的察觉能力。即便再“小心翼翼”，他也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一手。他看到的是一份由另一位肯尼迪于当日签署的非常不同的文件：肯尼迪总统终于针对种族歧视住房政策发布了拖延已久的行政命令。金非常清楚这份文件尚未面世效力就已经遭到了削弱，根本不能与1960年竞选时的“大笔一挥”承诺相提并论，因为这道反歧视命令的应用范围不包括一切现有房屋，也不包括并非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的新增住房。金还注意到这条命令尽可能平静地发布于感恩节前夕——按照泰德.索伦森的说法就是“故意夹在”了关于苏联轰炸机的戏剧性总统公告与中印边境战争之间。白宫拒绝记者参加签字仪式，仪式现场只有负责民权事务的白宫员工。尽管有着这么多缺点，金依然认为肯尼迪是一位潜在盟友而不是敌人，并且公然盛赞新命令是“带领全国实现美国梦”的最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