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 挑战（1/2）

不过安国瑞自己也清楚，这些想像与推理欠缺确凿的证据，所以他并不真正准备打一场官司。

后来因为贫困，他将所佃土地陆续“出当”给汪老满、陈老三、傅小二等人，获“地价银”180两。

一场惊动圣听的诉讼由此引发。

因此我们结合上文所讨论的“当地”，易知这里的“地价银”当系指押金，并不意味着土地已被卖出。

但这显然激怒了安秉健，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当他风闻自己的土地被当后，立即派儿子安觐光前往查问。

安国瑞拒不承认，并斥责东家不应诬赖。

安觐光一面回骂，一面声称迨查访确实，将赴官具控，扯土另佃。

看来，尽管对承佃人的行为极端不满，但地主并不能轻易解除租佃关系，除非能找到恰当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安国瑞不但出当田土，并且还将部分土地转租他人，安秉健对此似乎并未加以反对。

容忍转租而禁止出当，或许是因为当地的押金太高，一般佃户难以偿还，容易导致地权纠纷的缘故。

安秉健后来找到了安国瑞的转招佃户阿戈，终于获悉承当人姓名及当银数目。

安国瑞听说后，认为官司已不可避免，决定先发制人，他选择了一个超逾规矩的方式——京控。

安国瑞并没有足够的盘费，他从威宁起程后，沿途算命，餐风宿露，抵京时已是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

他自己写了状子，拦住某位军机大臣的仪驾，控告安秉健几大罪状:

一、齐家沟坡、发舍块、载茹、发嫩扣、别鲁块、别苏、猴子岩、狮子硐、法盖、以云等十余处田地本系自家祖业，被安秉健之祖安巡如霸占并骗去执照，自己的祖母、父亲则被强押为佃户。

二、安秉健招引匪徒、霸占民业、杀人放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

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

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

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遵义府系雍正年间由川割归，并无土苗外，所有上游之贵阳、大定、安顺、南笼四府，下游之平越、都匀、镇远、思州、铜仁、黎平、石阡、思南八府苗人皆系前明虚入版图，历年已久。

后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猓猡、狆家、洞苗、宋家、狇老之类，读书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

既然“此等苗寨风气与民人无异”，惩罚罪犯时就不应该存在两种标准，因此赵英建议，除了黎平府属之古州、铜仁府属之松桃等雍正年间才开辟的“新疆”地区外，其它“旧疆版图”之“苗人”如犯徒流军遣等罪，应按民人例，实流实徒。

在赵英的心中，康熙初年改流的黔西北已属“旧疆”，不在宽恤之列。

赵英所言并非毫无根据。随着科举、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区的文化与礼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安秉健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安国瑞以及“陈登云控案”中的当事人陈登云、陈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汉语，甚至可以书写——安国瑞的状词是自己写的。

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八年(1793)，诬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鲁约等人同样被拟充军，陈登云一案中金阿好、陈二等人则被拟徒。

黔西北地区在观念上与实践上都成为了清王朝“旧疆”。

(三)、布摩阶层的变动。

在勾政权中，布摩与幕史垄断着书籍与文字，他们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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