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1/2）
十一
在等待着那座游轮渐渐向我靠近的时候，我任由小艇漂在海上，仰面朝天。月亮是渺远的，即使海平线上一望无际。
在我生命中的许多事都是一望无际的，然而光明依旧渺远。苍茫而渺小的月色即使明澈，也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在ISTA的这些年，我见过太多光明，就好像旧金山的街头，就好像勿忘我，那些光明我几乎伸手就能触碰到，它们却又在一朝一夕间离我远去。如果我终究无法沐浴光明，我曾这样想，那我一开始宁愿不要见过；井底之蛙未必没有好处。
断绝奢望。
在从国内行至旧金山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因为证人保护计划认识了锦时。彼时家中惊变，我几乎日日窝在家里，喝酒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即使那时只是十几岁的年纪。学校中的朋友因为我长时间的缺课而渐渐形成了与我无关的朋友圈，并慢慢地遗忘了我的存在，于是我逼仄在地下室黯淡无光的狭小空间内，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想认识。母亲留下的香水被我喷了满房间，闭上眼睛都是她怀里的味道。可是我后来又想，时至当时，我又有多久没有在母亲的怀里闻到那种气味了呢？青春期叛逆的年纪，拒绝小时候爱的所有温柔而缱绻的肢体接触——不止如此，母亲本人，似乎在那一段时间，也很少用香水了。
后来我渐渐地接触了这些事，才知道香味是一个特工最致命的把柄。母亲生□□香，那时候也皆摈弃了，可知彼时情形之危急。
外界惨白的阳光透过卡其色窗帘映在屋内，满屋子香水的气味，灯黑着，香火在隔壁屋子烧着，满屋子的窗帘影子。我有时候害怕，有时候不害怕，但一直难过。
那年我十五岁，锦时十三，却已经习惯保护中心的氛围；可我不能。我要在老宅里守着那些东西，就像父母在无数波澜下守着我的童年那样，我固执地以为只要我还在母亲的气味父亲的茶杯还在我就能守住过去的岁月，即使天不遂人愿。
父母在殉职前似乎早有预感，并秘密给我申请了国际上的证人保护计划。特工们一连几日上门请我进入保护中心起居，我皆听而不应。
而最终将我叫出来的，是锦时。
那时候我心理是扭曲的，既想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一个人慢慢死去，又渴望着救赎。于是我一日一日地趴在猫眼边上瞧那些来见我的人，厌恶他们日复一日的不放弃，同时也渴望着他们不要放弃我。我只是需要时间，那时候我想，我会想清楚，然后选择死亡，或者与他们一起往有光的地方去。
可是那个时间要多久呢？日复一日，我想不清楚。
终于家里再也没有吃的了，可我还是没有想清楚。于是我躺在沙发上用沙哑的嗓子唱歌，唱不知名的小调。那些人还是来，有一次我几乎就要开门向他们讨要一点食物，他们却又走了。
“几乎”是永远成立于结局之下后知后觉的命词。
在我弹尽粮绝的第四天，敲门的不再是那些特工探员们，而是一个女孩子。
我开了门，她衣服上别着保护中心的ID，我看到她叫叶锦时。她递给我一包薯片。
“走吧。”她说。
或许是我心里对救赎的渴望，或许是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归属感，我拿了薯片，然后跟着她下了楼。我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与我一般的际遇所带来的晦暗，于是我想，或许很多年后，我也可以是这样的。
平心而论，保护中心的环境是很好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还有专业的教师教授课程。孩子们藏起来不可言说的过往，然后变回孩子该有的样子。所以在那两年里，在保护中心生活治愈自身于我而言无疑是最好的决定；锦时和我在那一天之后渐渐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学习射击，学习反侦察与截拳道。两年后保护中心因为内部矛盾解散，孩子们各自单飞到世界各地，而我和锦时去了旧金山。
两年安全却不自由的生活让我对完全的自由产生了向往，且使我父母殉职的案件彼时已经尘埃落定，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威胁。于是我向锦时说，我们这一走，也算是个契机，以后就再也不要接触这些事了。
就平平安安地走下去，有什么不好的呢。
阴错阳差地，如今的我们竟然又不约而同地，拐回了这条路上。
游轮上渐近的音乐声将我拉回现实。我从救生艇里拿出铁钩，将小艇往游轮处划。游轮极快的速度将海面搅乱，海水处的阻力极大，船又不好控制，于是我憋了气便跳了船，带着铁钩往甲板栏杆上甩。
铁钩紧紧勾住栏杆，我拽住绳子，使尽气力由船壁向上攀。如果凑巧，我就可以在甲板上碰到亨利——在夜里去甲板上站着是他的习惯。我心里只盼着他见到我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不然我颈上的项链摄像头——那一边的Phoebus，就能窥探出端倪，我的任务自然也会失败。
但我知道他并不是莽撞之人，只要能在摄像头死角为他打手势并口头说明情况，他就可以在这个摄像头前与我完成这一场戏。
毕竟他一直都冷静得可怕。
我终于攀至甲板，伸手抓住栏杆丢掉铁钩，然后翻过栏杆摔在甲板上。已经是二十一点二十六分，船上房间大都已经熄灯，然而月光明澈下，有一个人静静站在甲板那一边。他已经转过头，看见是我，机敏如他也一样愣了两秒。
“你不认识我，”我并不看他，仿佛在检查我崴住的脚，嘴上却小声道，“我颈部有摄像头。”
他立即会意，跑来扶我起来，我这才抬头。
我说什么无所谓，因为摄像头拍不到我，但是他必须在摄像范围内装作与我素不相识，不然Phoebus便一定能经过唇语看出来破绽。于是他问道：“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
我微微点头，于是他打横抱起我，直往医务室去。
去往医务室的确是最能让人信服的“陌生人”举动，然而我却一时间恍神了：许多年前在巴黎，他也是这样抱起我往医院去。那时候我胸前擦着心脏进去一颗子弹，六个小时手术，他一直在外面等着。我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麻药劲儿还没过，但听彼时A组还未退休的老特工说，他将头埋在手臂里六个小时，抬眼时满眼通红。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年，变故尚未发生，一切都还美好。
如今他抱着我，我却已经失去了揽住他脖颈的勇气。
“你不是船上人？”他突然开口。
其实原本我是可以直接跟他开口解释这些的，但是他要保持一问一答的神情与话语，挑战性未免太大，于是我决定将想要表达的意思藏在话里告诉他；这样他可以直接答，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嗯，我坐了救生艇从我那座游轮上下来玩，一下子就冲到这边来了……我也没有指南针，就找不到方向了。”我这样说着，手指在摄像视野外的他的左手手背上写了一个U。
这次的行动目标，是你。
他的手臂几不可感地收紧。我小声说：
“鱼目混珠，制造海难。”
他眉间一动：“你要是方便，就跟着我们这艘船吧。不过这个时间，医药室应该已经关了。但是，”他骤然加重语气，“这船上二百余人，总能找到医生来帮忙。”
言下之意是，我并不能因为保护他而牺牲二百多人。
这点我当然知道……我心里冷了下来，他竟然不明白我的抉择。
我纵然在许多事上是狠心的，却也会恻隐，也有权衡之明。
在他眼中我究竟是爱他至能牺牲二百人，还是根本就这样狠心？
“没事，”我生硬地回答，“快上岸了。岸上医生到底多一些，我就是有些累，没事的。”
快上岸了，等到接近海边这附近的救援队的时候制造海难，他们就会被及时救起来，也就不会有人死去。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的办法，能够保全他，也能瞒过Pheobus。我抬眼看他，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却闪躲了目光。
曾经互相明白欢喜，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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