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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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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们在圣诞节前夕降落在伦敦。连续而来的杀人案并没有给城市上空罩上阴霾,苏格兰场前的树木均已挂上彩灯,但这个圣诞节没有下雪。我遥遥看见城市橱窗里的蜡烛,惺忪摇曳,想起已经数不清多少年前旧金山的那个平安夜。那些时光都已经太远,我并不难过,只是偶尔想念他。他在与不在身边,这种想念于我而言,也总是一样的。

我们选在苏格兰场的平安夜宴时分潜入两个‘潘多拉’的家。若是电脑存档还可以试着潜入系统,纸质信息则难办得多,我们不得不亲自先后进入窃取警局所持的受害者所有物和受害者放在家里的、警局还未曾收验的资料。庆幸的是,警局中有一个警长可以在警局中与我们里应外合,于是最终落在我与Phoebus肩上的任务,只有潜入受害者居所的而已。

Steve Sawyer本人虽已去世半月之久,然而家宅兴旺,四个儿子即使私下里为财产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平安夜也聚在了一起,只不过并不是在他们父亲曾住的老宅,而是在他们母亲与现任丈夫的家里。Steve Sawyer本人共有三段婚姻,前三个儿子都是第一任妻子所生,离婚后与第二任妻子有了一个女儿,后来这第二个妻子因病去世,他才娶了第三任妻子。这第三任妻子比他年轻十二岁,并不受这五个孩子们的待见,平安夜则回去了曼彻斯特的母家度过。

这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我隐隐地窥探到了其中有可能隐藏的杀人动机,但苦于Phoebus时时要求我以收回组织资料为先,并不能进行深入的调查。

Sawyer的老宅并不难侵入,只是留了两个保安在门口。我们由后墙入;两个保安歇在前院,而这房子由于主人的骤然逝去变得枯索,他们做事亦懒怠,已慢慢打起了盹。我与Phoebus分头找,我找二楼,他则在一楼。锦时的戒指尚戴在我手上,而我耳中戴了一只耳机,耳机那一侧连着锦时。她在此时必定坐在酒店的房间内,电脑屏幕上显示着这附近以及宅子里的摄像画面,另带我的GPS定位。还有一些组员会在同一个房间里,为Phoebus做同样的工作。

“你现在是在客卧,”锦时说,“可能性不大,他家常有人来往,放在这儿等于把自己的违法证据呈给人看,但你还是要仔细查。”

她分析得在理,而我的确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连地板和墙壁也敲过了,却都没有反常的地方。但这客房的被褥皱折着,并不像刚刚收拾过的样子,而这地方荒废着,女主人回了母家,仆人遣返,自然没有人在意小小一间客房整洁与否。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发觉,或许就在Sawyer遇害的这几天,原本是有客人住在他家里的。但是在Sawyer遇害当天,他就已经离开了这座宅子——不然他会被带走审讯。

向Phoebus确认进度后,我又走到了书房。书房一副老派装饰,书桌左侧的书柜上摆了不少黑人音乐的碟子,有些已经老了不能再听,有些还是新的,但最新的也已经落了灰尘。书桌上只有一盏台灯和一本备忘录,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东西。我隐隐约约觉得那备忘录是有用的,于是拿起来放在了背包里。书房右侧是一些散乱的书,大部分是看完之后随意摆上去的,毫不在意大小或是类别的排序,只有好几本是一早放着便没再动了的,什么书都有,有本食谱,意大利菜的,但并没有仔细翻过;还有一本英文儿童书,表皮上蒙了灰了,内里却比那食谱还新,仿佛主人总没有翻开过。书名叫做Baby Patriots,1899年作的,足足的帝国主义产物。

古董书啊。

“这什么?”锦时在那一侧嘟囔道,“宝贝爱国者?”

“你这么翻译真的很奇怪……”我回答。

那一侧传来塔莉亚恨恨的声音:“Speak English!”

锦时乖巧地开始拿英语跟我过了两句话,然后忽然又狡黠小声道:“你这组员好凶。”

她话音未落,我左耳却差点失聪。塔莉亚的声音在那一侧提高了八度:

“Speak English!”

我无声地笑,将食谱和儿童书放回书架上,继续在各个角落里翻找,甚至在挂画后都试过有可能的机关的存在,可这座老宅单纯地好像他的主人果真是个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家,站在光明下都没有一丝影子。我一无所获,楼下的Phoebus也一样,那本备忘录是我们唯一的收获,却还未必有用。

保安就要换班,我们不得不撤退出Sawyer宅。而几乎是在跳下围墙坐上来接应的汽车的那一瞬间,Phoebus就接到了电话。负责收回阿拉夫·莱迪的两名特工也一样在他遇害的酒店以及行李里一无所获,只发现他往房间垃圾桶里丢了六个伦敦眼下卖的大笨钟纪念品。之后他们又顺手验了验其余袋装拉茶的毒性。结果显示,那剩下的四包均为无毒。但是据我们在警方的那位戴维警长的消息称,在他那天所饮茶包中的残余粉末里是找到了毒药的,那么凶手如何确定被害者什么时候挑到这包有毒的茶包?还是说,一开始阿拉夫·莱迪的死亡,本就是他自己的“随机选择”?

“如果这样找找不到,”我说,“我们不妨换个思路。”

Phoebus侧耳听着。

“他们既然在生前都很大程度上地牵涉了违法行为,那一定不会甘愿将自己的全部信息告诉给组织知道,一定还有别的暗点,而这些暗点,我们单单这样是查不到的,倒不如直接来查这个案子本身,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挖出他们真正的底细——当然,不排除凶手作案与组织有关的可能,无论他们对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更要查清楚这两个案子本身。只有找到凶手,才有可能拿回资料。”

Phoebus点头表示同意。

当晚,锦时来我房间与我确认任务进度。我将戒指还给她,犹带了歉意笑道:“还是没用上。”

“所以现在要查这个案子了?”锦时问道。

“嗯,”我回答,“Phoebus的意思是,让我们跟着戴维警长去协助查案,总是要亲自动手稳妥些,否则总会被警察抢了先,到时候再想查或者拿回资料,难度就大了。”

“确实,”锦时点头,“那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都有什么?”

“他们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是我很在意的,”我回答,“第一任妻子有四个儿子,离婚后再婚,和孩子们关系——至少看起来——很好。第二任妻子去世了,去世原因我觉得也是我们多少要注意一下的,我明天去找她的资料;她有个女儿,早就结婚了,好像定居印度了。现任妻子无儿无女,嫁到这家来也不过两年出头,也就是个面孔好看的皮囊罢了,以后分得的财产也早就是和儿子女儿们分开的——Sawyer这种企业家这么早立遗嘱很正常,但还没公证完他就出事了——她没有理由因为钱的问题现在就杀她丈夫,她丈夫死了,她仅得的那一部分财产不也岌岌可危?不过我也只是猜测,并不是就说她无罪。”

“嗯,”锦时思索道,“财产上来说,反倒是那几个孩子有可能一点,赶在公证前让遗嘱来不及被法律承认,然后自己打官司拿?那现任妻子和Sawyer可没有多少婚后共同财产,恐怕还不如Sawyer分给她那些钱多。如果他这几个孩子拿这个做文章,确实能拿回来不少。”

“对,”我回答,“除了这个家庭关系,他家在Sawyer遇害的几天前,曾经有人来过。但是他遇害当天,那人就已经离开他们家了。”

“这么说,还要查他们这几天的来往名单。”

“嗯,是啊。”

“还有一点,我也很在意,”锦时说,“且不说阿拉夫·莱迪的案子,虽然警方结得局促,但自杀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的信息也不足,还不能妄下论断。但是Sawyer这个案子,就算是凶手找到了摄像头的死角,在一群人里看不清楚是谁拿了刀谁刺死了他,甚至连他死亡的确切时间都看不清楚……他个子本来就矮,人群不仅能挡住他胸前的部分,有时候还会带着他走,所以他是不是被带着走了十几秒才倒地,或是当下就倒地了,的确不好推断,毕竟十几秒里经过他身边的简直好几十人。那把刀上那么多人指纹,也是不能看出来究竟是谁。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我们反反复复去看那段录像,当真一点也瞧不出来吗?而且既然凶手是蓄意杀他,人又那么多,那肯定要早就看准他在哪,再在他反向走的时候行刺。所以,他必然要从人少的地方就注意Sawyer,并且不能是别人代行,因为这种地点没办法通过语言描述。故而我觉得,我们要从Sawyer在附近经过的街区的摄像看起,找一直跟着他的人或者在注意他的人,或许就能锁定嫌疑人。”

她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了圣诞歌的声音,响在外面的广场上。午夜十二点整,伦敦城不眠。我看向锦时,她也侧了头去看窗外骤然亮起来的圣诞树上的彩灯。如今我们的相处方式很像从前,却又不尽相同。十几年的岁月横亘在我们面前,有一些疏离,始终不是这样短短几天就能再消失了的,就好像她直到现在也没有再叫过我的名字,我也再也没有叫过她“小时”。窗户关着,窗帘半掩,我在玻璃窗上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倒影。

“圣诞快乐,”我说,“今天是圣诞节了。”

她一时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些灯。

“总觉得有点儿苍凉。”我低着头笑。

“嗯,”她也笑,“但还是圣诞快乐。”

“早点睡,”我对她说,窗外是欢快的调子,“明天你去看监控,我去找Sawyer他们家人的资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她缓缓起身,然后在离开我房间的前一秒回头,“我们现在不在岛上,想打的电话想发的信息,就抓紧时间吧。我刚刚测了,没有信号捕捉器。”

想打的电话和想发的信息……

我打开手机屏幕,输入亨利的号码,然后又删掉,换成Rile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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