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矶，县验尸官陈尸所办公室（1/2）

1962年8月5日关于他给玛丽莲最后一次看病的情况，格林逊已经讲了好几遍了。---浏览器上打上-.6９ΖW.看最新更新---在玛丽莲葬礼的当晚，记者比利·伍德费尔德在电话里对格林逊进行了采访，格林逊回答他：“如果要我谈这件事，我肯定得说出一些我不便透露的事情。我没法画出一条线，然后说这些我可以讲，那些我不可以讲。所以我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因为我不能说出整个故事……你还是去问鲍比·肯尼迪吧……”。他强调了一点，她死的时候是睡在给朋友住的隔壁房间里，而不是睡在自己房里，就好像虽然是在家里，但又不是在自己家。但是这位心理医生马上补充说，她经常这样。当伍德费尔德问他为什么反复给她开水合氯醛和所谓的“葆春注射液”时，格林逊答道：“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也是人。”

诺曼·罗斯滕则说：“我四点半接到过玛丽莲的电话，听上去她有些抑郁，而且服了药物，于是我就到她家去了。她正在生一位女性朋友的气，那人当晚睡了十五小时，而玛丽莲却睡得很不好。我跟她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平静了下来。”米尔顿·卢仃则记得，玛丽莲死去的当晚，格林逊曾经惊呼道：“天哪，海曼没告诉我就自己给她开了个药方。”卢仃描述说格林逊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受够了。他陪着她过了整整一天，他想安安静静地过一个周六的晚上。”另外格林逊还曾对一个探员说过，玛丽莲在电话里显得很不高兴，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在周末的晚上竟然找不到可以约会的情人！在他看来，玛丽莲之所以死，是因为她感到被以前亲近的人抛弃了。

关于玛丽莲的死因，人们没有从格林逊本人说的话中得出什么结论。格林逊把秘密带进了坟墓，只有从他写给玛丽莲的前任心理医生的信里或者从二三十年后他发表的声明中，人们才能看出他对此事的反应。玛丽莲死后两周，在一封他给玛丽安娜·克里斯的信中，他这样描绘他们的分别：“星期五晚上，她对她的医生说我同意她服用宁比泰，但他没向我核实此话就开给了她，我认为这个闪失是恩格伯格正在和他的妻子闹分居造成的。星期六，在我第一次出诊时，我发现她变得有点迟钝，我猜想她一定是服了什么药才变成这样的。”他又说到玛丽莲想结束治疗。“她想用录音来代替我的治疗。我开始意识到我有点让她不高兴了。每当她和我意见相左时，她都会有些恼火……她可能是生我的气了。我跟她说我们以后再谈，并跟她说星期天上午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走了。但星期天凌晨，她死了。”

两天后，格林逊被警察局叫到检察厅进行了长时间的证人问话。然后，地方检察官叫他做了一次“精神解剖”，最后又被由十二名专家组成的“自杀调查委员会”叫去作陈述。这个委员会的两名精神科专家之一的罗伯特·利特曼曾是格林逊的学生，当他向格林逊发问时，发现他的情绪波动很大，觉得自己是在担任他的“困境顾问”而不是发问者。

据格林逊向约翰·麦纳所述，在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措施，以便人们对她进行镇静剂灌肠，因为她对口服药物治疗的效果表现出了生理上的抵抗。水合氯醛可以让她在没有恩格伯格给她打针的情况下安稳地入睡。他想与恩格伯格取得联系，但没有联系上。他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灌肠——玛丽莲经常用这种办法来医治其他症状。格林逊知道几年来玛丽莲常用这种方法，她跟他说起过。正如格林逊在他的《技术专论中所写的，他经常发现，心理医生的手术有时也可以像灌肠、性交或手淫一样，给人以快乐的感觉。

那么这个灌肠是由谁来做的呢？格林逊习惯于叫别人给病人服药，所以这件事可能是委托尤妮丝·莫瑞做的。但是他也有可能当晚一直没有离开过海伦娜五道，在最后的治疗过程中可能他一直在场。但很多年里，他都说他当时正和朋友们一起在餐馆里，不过他没有说出这些朋友的名字，也没有人出来为他作证。在他1979年死后，他的家人也拿不出证据来。

根据他自己说的故事，在玛丽莲生命的最后几天和最后几小时内，他更像是一个普通医生而非心理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无法聆听一个与之有身体接触的人。对这具他后来不断抗拒的躯体，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曾任由这种权力自由发展，并幻想进行彻底分析，从中他已预感到这将是一场“死亡分析”。几个月后，他在《心理分析技术与实践一中写道：心理分析师是什么？答案：是看不了血的犹太医生！这句俏皮话阐明了几个重要方面。弗洛伊德曾经思考一个人选择做心理分析师职业的动机是什么，他不认为这种动机在自己身上，他认为这种想为人治疗的态度来自于一种被克服的虐待狂倾向及拯救病人的强迫性需要。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