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矶，临山墓园（1/2）

1979年11月面对负责为他写传的记者，威克斯勒开始用缓慢的语速开始讲述他的故事：“在踏过死亡线之前（我已经十岁左右了），我通过一面小镜子回顾一下‘玛丽莲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混乱、可笑和悲怆。---浏览器上打上-.6９ΖW.看最新更新---你真想象不出在当时的好莱坞，精神分析法是怎么一回事。当那些导演躺在我们的长沙发上时，我们简直是在给他们写剧本。弗洛伊德也曾经认为，他那些病人的案例可以拿来当。而罗米——拉尔夫·格林逊——也希望他的治疗能够像是他自己导演的电影一样。我则喜欢叙述，直接剧本化，稍微带了点导演的味道。应该说，我还欠了他一份人情，正是他把我引到电影界来的。当时每逢星期天，我们经常去作家兼制片人多尔·沙里家吃早中饭，在那里可以遇见洛杉矶的所有名流。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并决定将我们的诊所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工作、比较我们各自的病例，有时甚至可以一起写文章。当罗米外出度假时，我也可以帮他照看病人。”

“能否请您谈谈他这个人？”

“我正想谈谈他呢。我曾经有个想法，想拍一部关于我所认识的、为好莱坞明星看病的心理医生的故事。当时心理分析学会还在迫害着我。如果这件事放在今天，可能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更不要说制片商了。电影？和谁拍？为谁拍？为什么要拍？但是如果让我拍的话，我会以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在一片雨伞的海洋中间作为第一个镜头，这个光秃秃的脑袋就是我。比老天还要固执的我，冒着倾盆大雨去向离我而去的朋友告别。其实，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互不来往了，并非从昨天才开始。”

“昨天，在圣莫尼卡大道好莱坞永久墓地为罗密欧举行的葬礼和所有的葬礼一样，不过是出闹剧。葬礼进行当中，我苦涩地回忆起我们之间的一幕一幕，并回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我承认，我的视线模糊了，不过，这是由于老眼昏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掉了泪。我现在眼睛不行了，和瞎子差不多，这会把恋母情结推向极致。你想象不出我的眼睛差到什么程度，反正我现在已经看不了电影了，我只是回忆而已。”

“如果我要把昨天的仪式拍成电影，应该有点儿像这样：画中画是1979年11月，公墓的全景。然后‘切’，墓碑的特写镜头——拉尔夫·格林逊。同时响起一个老迈的画外音：‘我叫罗米，我希望安息于此，这个安葬明星的公墓里。她嘛，她在韦斯特伍德村墓园。我从未回到过她的墓碑前。我是一颗二等星，而不是毁灭后仍能够长时间被人看到的那种星。’”

前一天，在一个雾蒙蒙的日子里，米尔顿·威克斯勒与拉尔夫·格林逊永别了。格林逊直到最后还关注着自己的外表和形象，执意要被安葬到临山墓园里，和其他的电影界名人葬在一起。威克斯勒心想，对一位死者朋友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厌恶他，怪他为什么要早走一步，并对他讲一些生前没好意思对他讲的话。当他看到罗米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墙上时，他感到有一股厌恶和温柔交杂的复杂情绪从他心头升起。

罗米被安放在黑色大理石底下后，威克斯勒从墓地回来了。一路上他想，可怜的罗米，他对这个故事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那些心理学家们对他的命运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罗米并非一个老实巴交的人道主义者。他不是通过话语来治疗，而是通过悲剧情节来治疗。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一头喜欢抓住它的猎物的老虎、一匹太容易掉眼泪而让人不太能相信的狼。他经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比让人相信我的真情实感更困难的事了。”他不相信任何东西，只相信自己令人相信的能力。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无论是精神分析法、精神病学、心理学，还是一般的社会关系。他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做。这是一名演员，总是站在台上，并总是重新改写着自己的角色。一个演员。如果人们要我在他的墓碑前说上两句的话，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那么，怎样看他对玛丽莲·梦露的分析呢？”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词经常在他含混不清的话语中出现：‘痛苦’。他又向我谈到了他将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改编成电影的事。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是一个心理医生和一个发疯的女人的故事，讲述了两个互相摧毁着对方的人。实际上，他不明白他和他的女病人之间发生的事。也许他过于医生化了，给太多的人看了病，以至于他无法让自己只做一个倾听者，而不去尽一切办法医治她。他也过于热衷于做个戏剧演员了，以至于无法让自己只当个纯粹的、中性的心理医生。但是，我认为还能从别的方面看。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话语和形象有时是对立的。也许玛丽莲最后被从‘只要自己是个形象’的需求中解脱出来，也许在罗米身上，形象最后占了上风。其实他本人也想拍电影，不论是作为幕后的编导还是台前的演员。尽管当初或是后来，他都没敢付诸于实践。他在后台给出意见，提议一段对话要做修改；或是反对一种取景，硬要别人按他的意图这样或那样取景；或者将一处已经修改的情节推倒重写。对此，电影编剧们和导演们都很气愤，但又不得不接受这位‘亲爱的大夫’的插手，因为在镜头组织方面，他的女病人的确总是不处在主动地位。罗米后来被形象击倒了，你知道最近他不能讲话了。命运是无情的：它使得他失语，而把黑暗带给了我。他只剩下了影像，而我则只能听到声音了。你把这些话写下来吧，我讲得好吗？”

“那请您谈谈她吧。”记者打断他说，“听说您也给她看过一段时间的病。”

威克斯勒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始讲道：“我是一个肮脏故事的幸存者。跟其他故事一样，它是由梦想与金钱、权力与死亡组成的。可怜的罗米！他本想出演第一主角，或至少是第二主角，成为这位女明星的合作者。他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是玛丽莲生活中的一个群众演员，一个龙套而已。当然，是个第一流的群众演员：他是她死前最后一个跟她说过话的人，也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发现她死亡的人。说他是个二流角色也许有点不公平：当他收她做病人时，他已经是个为知识分子开讲座的名士了，他的沙发对于那些想成为演艺明星的人来说是必须要坐一下的。但是，玛丽莲之死把他摧垮了，虽然他后来又活了过来，但已经大不如前了。他们之间像是有什么私密的东西、一份情感的契约，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像是在跟对方说：‘只要我在你的控制下，我就不会死。’”

格林逊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请米尔顿·威克斯勒整理一下他生前的文件，并对它们进行删减和存档。威克斯勒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将这些文章了又。有一个讲义夹里整齐地放着发表过的文章的草稿和一些零碎的注解，在其中对十几位病人的一百多次治疗的分析注释中，他到了一段他的同事写的像是准备应付审讯用的文字。

“玛丽莲请我为她看病是在1960年的1月份。她对我说，我是她的第四个心理医生，但是是第一个‘男心理医生’。我不知道我将会成为她的最后一个心理医生（我没有把1962年春天代我为她看病的威克斯勒算进去）。她当时处在一种非常不好的生理和精神状态中，以至于我明白我将面对一场严酷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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