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安可】凤梨酥（1/2）

在南方上大学的几年，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梅雨季节。那是世纪末的上海，学校的一栋栋楼隐没在居民住宅区里，每次骑自行车上课，从宿舍出发，总要经过一段小区门前的路，路旁买菜的老太太总是坐在一起闲话家常，对来往的大学生早就习以为常。四年里，我能听懂拗口的上海话，但依然不会说一句。每年四五月间，上海就迎来梅雨季节。入梅天里，整个人都没有精神，常常能在寝室里睡一个下午，然后醒过来在小区马路边吃一碗酒酿圆子，晚上溜达到外滩看江景。

黄浦江还没有雪湖宽阔，可是热闹非凡，一座座大桥都在九十年代遍地开花，不像东仙，很多年里只有一座雪湖大桥。我的思维常常这样任意游走，就走到了我不怎么愿意想起的回忆。

东仙，对我来说，那是久远的回忆了。

一九九二年上半年，我与安田一同离开东仙铜雀巷，暂时住到父亲在日照的诊所，兰姨也在那里照应我们。安田虽然比我年长几岁，但那时其实也不过只是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而已，况且一贯是千金小姐。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是兰姨打点我们两个。在日照待了没有多久，我们就都离开了。安田成为我的姐姐，回到东仙继承她父亲的家业。我和兰姨则在夏天过后去了青岛，我在那里开始念高二。

两年以后我考到上海的大学。在青岛上高中的时候，我和学校里最英俊的男孩是同班同学。他对我这个转学生始终很照顾，我起初有些却之不恭，但时间久了就知道我一定得把话挑明。我告诉他，我接受他的好意，但是只能到这里了，不能再有更深的接触。现在想来，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在我那样说过之后，并没有转而给我脸色看，仍然对我很好，只是能够看得出来小心翼翼。

我有时非常厌恨自己的绝情，也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其实我清楚不过，是因为我忘不掉一个人。那就是阿沉。

阿沉，我喜欢这样叫他。小的时候，我们还有他的妹妹深深，三个人常常一起玩耍，都没有什么异样的心思。小学的最后一年，那时候他已经上了初中，换了校服，彼此也不常见到了，那是我情窦初开的时候。整个初中，我都暗恋着他，也躲避着他。后来我终于考到和他一样的东仙一中的时候，他在那个晚上来见我，说着祝贺的话，然后猝不及防地用力抱住我。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喜欢着我的。

可是过了一年都没到，我们就因为我父亲的死不得不分离了。离开铜雀巷的决定几乎没有任何需要犹豫的因素，只有他是我放不下的。可是只有十五岁的我，又能决定什么呢？也许我们生错了年代，在那个交流极其匮乏的年代，相隔两座城市真的太遥远。我从在日照起就断断续续给深深写信。说是写给深深，连我自己都骗不了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一个字都没认全的孩子呢？很多次我写着信，都幻想着阿沉能够看到。这样，说不定他看到了我的地址，就真的会来找我。而这始终都没有发生。在日照的时候，我曾经在信里对深深说，我不喜欢阿沉了。可是到了青岛以后，我仍然记得他，因此拒绝了那个很好很好的人。直到九三年新春，到了父亲一周年祭的时候，安田从东仙过来，三个人吃过年夜饭，我听到兰姨深夜在房间里偷偷哭泣。她始终都保留着父亲的一张相片。那时候我决定真的该放弃阿沉了。犹豫了很久，四月份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写信给深深，一开头就说：

亲爱的深深，我想我是要停止给你写信了。同时，我也要彻底放下阿沉了。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了，而是因为我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他是家庭里唯一的支柱，他必须照顾你们。我只是一个漂流在外的姑娘，我的心想要去往何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没办法要求他离开他的家庭，他也做不到。所以，分离，是我们唯一的结局。

写完那封信的时候，我哭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投递。

然后光年流转，转眼我就在南方上完四年大学。这段时间里，我再也没听到过铜雀巷的消息。听说在九四年，铜雀巷就拆迁了。而那已经与我无关。我想，拆了迁，也许阿沉他们的生活就会好一点吧。大学四年，每次坐火车往返青岛和上海，总是会路过东仙站。有时候我会在东仙看望安田几天，但是从来不曾再到雪湖西岸去过。安田也从没和我说起铜雀巷发生的事。一切都这样飘散如烟了。

本科毕业以后，我申请到了英国念PhD。伦敦是真正多雨的城市，与东仙常年的那种要落不落的雨是不同的。我在伦敦郊外念完一年半的PhD以后，选择留在了英国。有意思的是，我留下来不是为了继续在我的专业女性学上深造，也不是找到了什么梦寐以求的高薪工作。一切缘起于本科的一年，头一回入手一台单反，从门外汉开始跟着摄影社的前辈们学习技术和练习。去伦敦的时候，我带去了我人生里第二台相机，是我一直最珍爱的Sony相机。在我PhD快念完、本来准备好回国的时候，John第一次给我打了电话。他经由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中间人介绍看过我的摄影作品，而他本身是地理杂志的主编，想聘用我做签约摄影师。我每年会有一笔不菲的经费支撑我去往任何想去的世界角落，只要能够交出足够的作业。

那时候是一九九九年年底，千禧年就要到来。我和很多人一样，总觉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跳转一定昭示着某种特别的意义。我们的未来也会因此神秘莫测，充满各种可能。所以，我接受了邀约。

第一年我就去了非洲，从来只存在于新闻里的埃塞俄比亚成为我亲身踏足的地方。

第二年我转战南美，从里约到圣地亚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首都总是如此拗口难念。不过我很想来这里，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曾经一个人在午夜的小电影院看完了一场《春光乍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负责我住宿的华人姓康，很喜欢看足球，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阿根廷，再也没离开过。南半球过了十月份的时候，康先生有一天忽然问我：“Ann，你想过去南极吗？”

于是第三年我去南极。然而旅程比我想象得更折磨，就像驱车在西伯利亚，无论过了多久都走不出那片冰凉的荒原。海上的漂泊时间仿佛被无限期拉长，遥遥无期。终于，在还没有抵达南极大陆的时候，我就一病不起。我几乎是全程神智不清地被送回阿根廷，回到康先生的家里。几天以后我才缓过来。康先生给我做了一大桌饭，像是再过一次二〇〇一年的圣诞。我被那场面触动，问康先生他这么多年难道没有一次回去过吗？康先生说，他在国内所有牵挂的人，都不在了。我忽然哭起来，说：“我想回去了。”

再次见到John，是二〇〇二年夏季的希思罗机场。刚回到市内，他就对我说：“Ann，我有了想要共度一生的人了。”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起他是gay。John的爱人来自都柏林。John说他是真的想要和那个人一起过一辈子，所以没有多久两个人就搬去了荷兰。John彻底告别了他前半生所积累的一切，在新的国度重新开始。临走的时候我送他们，对John说：“当初是你把我骗来的，可你倒是先走了。”John说：“Ann，你得留下。虽然说不清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你得留下，不能回去。”

John走了以后，接替他的是一个法国人。法国人吝于允诺足够的资金让我得以去很远的地方。一年多里我只能游走于欧洲的大街小巷，反倒发现了从前没有注意过的寻常之美。二〇〇三年末，我途经荷兰，不期而访John。

地址是他从前留给我的，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的田园。我敲门进去，John看到我，一时有些意外。我环顾四周，隐然有些一个人住的气息。John说，那个人离开了他。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知道应当在哪里戛然而止。John问我要去哪里。我不回答，反而说：“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呢？”John顿顿，说：“Ann，可能有一天，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无论是否有伴侣，都会想要歇下来，我说的是，永远歇下来。”

可我还不能停留。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John。离开阿姆斯特丹，在恩斯赫德恰逢那年圣诞，所以就留下来过年。转到二〇〇四年，我终于离开荷兰，东行至德国。

二〇〇四年一月十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人潮涌动的不莱梅车站。

那一天，我原本打算从不莱梅乘火车去慕尼黑。临时买票，在售票窗口前面排起长长的队伍。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人异常多，而我异常松懈，魂不守舍。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忽然轻拍我的肩膀，轻轻把我揽入怀中，说了一声：“嘿。”

我吓一跳，本能地想要弹开，却被那个人的手看似不经意地扣住。我微微抬眼张望，是一个亚裔男子，目测是中国人。

还没说什么，他就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你背包拉链开了，后面的人刚才想要偷你东西。你不要有任何反应，继续排队买票。”

我顿时有点蒙，不敢往回看，也不敢有任何小动作，任由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中国老乡揽着我继续排队。我们继续排了五分钟，才终于从这个僵局里解脱出来。那个人也跟着我买了一张去慕尼黑的票。买完票，我们继续并肩往外走，直到确定已经走得够远才停下来。一路无言。

男人说：“你还是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吧。”

我拿下背包，搜索一番。钱一分没少，可是护照怎么找都找不到了。我说：“操，我恨这个鬼地方。”

男人轻笑，说：“好久没听见过国骂了。”

我迅速白了他一眼，说：“不管怎么样，我欠你一个情，虽然我护照丢了，钱还有，临走前请你吃一顿吧。”

几分钟后，我俩坐在车站附近的中餐馆里，一碗饺子和一碗河粉。

我说：“你是本来就要去慕尼黑吗？”

他说：“我住哥廷根，不过本来也没打算去哪里。”

打量他一番，看起来已经超过三十岁。我说：“你是已经定居德国了吗？”

他说：“啊不是，因为一些事，刚来这里一个月吧，过完年应该就回去了。”

我点头，说：“出差啊。”又说：“你的口音听着挺熟的，哪里人？”

他说：“日照。”

我惊喜地说：“我们真是老乡啊，我青岛的。”

他突然有点愕然，不说话。我抬起头看，看见他望着我出神。

吃完饭，他说：“这样吧，我在大使馆认识点人，我先打个电话，你去了慕尼黑直接过去找就行。”

我受宠若惊，说：“那多谢了。”

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说了几句之后，他转头问我：“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说：“名吗？”

他说：“呃，对。”

“安媛。”

他又盯着我看没反应。

我以为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安媛，安全的安，媛就是……呃……”我一时想不出怎么表达，语塞。

“安媛的媛。”他冷不丁来了句。

眼前的人又在电话里说了几句之后才挂断电话。然后他看向我，说：“真的是你啊。不记得我了吗？”

这一回，换成我盯着他看。我飞快在记忆里搜索这个人，倒回到在世界各地漂泊的几年，大学的几年，再到青岛的几年，然后是东仙。啊不对，还漏了日照的那段日子。

终于，水落石出。

眼前的男人勾起笑意，说：“我是姜城。”

二〇〇五年八月。

出了海关的那一刹那，我才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我不确定这些年里家乡是否有很多变化，因为其实我已经不怎么记得它原来的样子。

回到瑞昌路，少女时代的一切重又袭来。从高二到大四，这里始终是我最后的港湾。而如今，我已经是快要三十岁的人。

兰姨还是很好。我一直没和她说过的是，其实在大学的几年间，我有一度是害怕她的。因为她仅仅凭着对父亲的那一点爱而放弃了自己的后半生，选择无条件地对我好，这让我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不知道怎么面对她。这也大概是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出国的缘由之一。不过，历经这些年在国外的磨砺，很多时刻我都感到，我比自己以为的更想要稳定，更想要一个家。

回到家的第一晚，我显得无所适从。太久没见兰姨，不好就这么只待在自己房间里。陪着她坐在客厅看电视，她也不问我话，问问我这些年过得如何。良久，兰姨站起身，说：“我去倒点热水，你也要吧？”我看着她走向厨房的身影，沉默不语。

兰姨带着热水瓶回来，像是想起什么，递过来一张纸，说：“前些天，一个大连来的小丫头来找你，说是你在东仙的邻居，叫徐深，说是很想见见你，人大概还留在青岛。”

我一时错愕，接过纸条，看着上面的电话号码发呆。

兰姨说：“你该见见的。我知道的，你在东仙过了十五年，过多久你都不会轻易忘记的。”

我说：“嗯。”

兰姨从茶几抓过一把东西放到我手里，说：“吃点吧，你瘦太多了。”

是凤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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