洺州梦（四）（1/2）

“怎么讲？”

“夏王在武牢关战败之后，我们逃回洺州，有人要立夏王养子为王，征兵拒唐，有人甚至要大肆抢掠，往海滨为盗。左仆射齐善行却说，隋末丧乱，不为盗贼就会丧命，我们这些人相聚草莽，不过是苟全性命而已。主上平定河朔，兵强马壮，率十万众南下，竟被三千五百人一战而擒，看来是天意属唐，岂是人力所能扭转！守亦不能保国，逃亦不能免身，一样是亡国，何苦再荼毒百姓？自定都洺州以来，主上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已渐有治世之象——罢了！百姓心向太平，不要再打了！我们听了他的话，在万春宫东街尽散府库之物以慰将卒，三天三夜乃罢，还派兵看守坊巷，不许他们再劫掠百姓，然后带着传国八玺，还有从宇文化及那里缴来的历代珍品，降了唐——我们是真的不想再打了！”[1]

“既然都不想再打了，为何后来又拥立汉东王刘黑闼呢？”

“因为忍无可忍。”提起此事，王孟景至今仍在切齿，“你知道郑善果这个人吗？”

“郑善果？我记得这个人是有传的……”王介甫想了想，“他的母亲崔氏甚贤……噢，还有一件事。贞观二年，大理少卿胡演呈上每月的罪犯名簿，然后又带囚犯到殿前，其中就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以为郑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此后三品以上犯罪，不须来殿前过目，在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置即可——还有，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以免冤案，这也是那时候定下来的，我没记错吧？”说到这里，王介甫面上颇有得色。[2]

“太宗？是说我们主上吗？”王孟景笑了，“嗳，我问问你，我们主上的谥号是什么？”

“文皇帝。”

“唔——我猜也是！”

“一开始是文皇帝，后来又改了。”

“改？这还能改成什么？”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王孟景深吸一口气，似乎一下子理解不了这么多字一般。

“我朝是就我们主上一个有这么长的谥号，还是每一个皇帝都这样？”

“贵朝和我朝的每一个皇帝，都是这样的。”

王孟景看向王介甫的目光不由得充满了赞许，他连连点头：“还是年轻人博闻强识啊，都记得下来，不容易！”

“惭愧惭愧，前辈谬赞了。”话虽如此说，王介甫脸上可没一点惭愧的神色，他接着问道，“前辈，您接着说啊——我记得郑善果做过山东招抚大使，后来因选举不平除名，莫非当时就是他来安抚河北的吗？”

“夏王被俘之后才六天，郑善果就被任命为山东道抚慰大使——唉！太武皇帝任人不明啊！”王孟景长叹一声，“那郑善果是个什么人？当年杨玄感之乱平定后，他与裴蕴、骨仪、樊子盖等奉命推问杨玄感党羽，所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凡是受过杨玄感赈济的百姓，都被他们坑杀于东都之南。残虐至极，百姓们谁不恨他、怕他？后来他又做了宇文化及的民部尚书，与淮安王作战受了箭伤，被我们俘虏之后，那个死守河间、后来自缚来降的旧隋臣王琮都看不起他，讥讽他身为隋室大臣，却为弑君之贼卖命。他羞愧得险些自杀——哼，此獠何不早死！”[3]

“莫非是郑善果在河北作下了什么大恶吗？”

“你知道他到了洺州，接收府库的时候，说了什么？他说洛阳投降，财帛珍宝无数，河北投降怎么府库如此空虚？我好言对他解释，说是为使百姓免遭劫掠，尽散府库以慰将卒。他就冷哂道——原来是都便宜了那些军汉！第二天，郑善果发符山东道，要求夏王旧部缴还库物，否则就以盗匿库物缉拿问罪！”[4]

“啊？还有这样的道理？”王介甫大吃一惊，“堂堂朝廷命官，身负重任，竟然做出此事！”

“我闻此信，又去面见这位山东道抚慰大使，说分散库物在前，降唐在后，实实地不能以盗匿库物论处。况且，历代名作、经籍坟典、图籍文册，这些要紧的东西都齐齐整整无一错漏呢！可是郑善果说什么？他说：‘我被任命为山东道抚慰大使，还在你们分散库物之前，你们把库物私分给叛贼，就该法办，今日放过你们已是加恩，还敢在此饶舌？’将我赶了出去。随后，官吏们就真的开始捉拿夏王旧部，甚至痛加捶挞以求‘赃物’——唉！你说说，这种事谁能忍？不反还有天理吗？”

王介甫张了张嘴，却又不知回答些什么好——他能说“你们反得有理”还是能说“你们不该反”？

他忽然想到，彼时的李唐几年前也是个反贼，人们对她的忠诚并非什么不证自明的天理。从前读史时他竟忽略了——在唐朝之前，是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乱世，其间虽然有晋、隋短暂的一统，却很快又陷入分裂与战乱。江山一统，长治久安，对于四百年后的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对于四百年前的那些人来说，却是一段仅余传说的历史，一个遥不可及的痴念，一场似幻还真的梦境。在那时，谁又会想到李唐的天下能持续两百八十九年呢？这一次天下一统，谁知道会不会像晋、隋一样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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